全民动员的大索貌阅

大索，即大搜索、大搜捕；貌阅，即验首，对人口进行面审，记录民户的年龄、外貌等特征，以验证有无瞒报、谎报情况，确保户籍信息的准确性。

“大索貌阅”是采用全国大搜索行动的方式，大规模的核实检查户口，搜括隐匿人口。这一政策为国家搜括出了大量人口，使国家赋税收入大大增加，受到打击的只是豪强地主，于官于民都是好事，但较为劳民伤财，开展次数有限。

隋初，宰相高颎制定了“输籍法”，依每家资财情况，作出缴纳标准，从轻定额，写成“定簿”，百姓五党或三党（一党为一百户）为一团，根据标准将民众分为上、中、下三种户等，将户等作为纳税依据，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去查收赋税。

这套方法，既弄清了户口情况和人民应纳税额，人民不能逃税，地方官也不能舞弊。同时，政府所定赋税较轻，使一般民众明白与其依附豪强为佃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不如落籍为国家编户，分得国家的土地成为均田农民，向国家交较轻的赋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与国家分割民户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社会劳动人口重新编入国家户籍管理，国家税源得到极大扩充。

 休养生息的租庸调制

隋朝的税收制度，即租庸调制，租是田租（每年定期缴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服徭役期间，可以用绢或布来代替）。

隋文帝大力提倡轻徭薄赋，积极减轻民间负担。开皇十年（590年）规定丁男五十岁免役收庸，允许交布帛以替代力役。开皇十六年（596年）下诏：社仓税“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炀帝即位后继续采取措施减轻赋役,如免除妇人奴婢的课税，把男子成丁年龄提高到二十二岁等。这一制度充分考虑民生，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被唐朝完全继承沿用，直到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颁布，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严格规范的户籍管理、明确清晰的户等划分、一以贯之的减税措施的共同配合下，隋朝国家税收迅猛增长，大业三年（607年）户部上奏：“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赍给，不逾经费，京师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一派繁荣富强的景象。后世苏轼评价“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禀府库之盛，莫如隋”。

然而，“政贵有恒，治须有常”，高效率的赋税制度没有延续下去造福民生，反而成为隋炀帝横征暴敛的利器，他恃其富强，走向了极端，大兴土木（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穷兵黩武（三征高句丽），终于招致了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