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字库里，与现代“税”字近似的词有“贡”、“租”、“赋”、“役”和“税”。从字面含义上看，“贡”与“赋”与“贝”相关，前者指畿外或外番上交给中央的馈赠，后者则与军队和兵役相关；“役”涉及到人力，徭役是无偿征用的劳力，同样具有财政税收的性质。“租”和“税”与土地相关，田租交予土地的所有者，税则上交给国库。从古代文献上看，古人并没有细致地定义过，近现代学者则有过激烈的争论。一般的说法是，“役”与“人力”无偿征用相关，是最原始的财税形式；“租”与土地相关，“赋”和“税”则与财政相关，此三者先是“实物”性的财税形式，后发展与“货币银铜”相关的高级财税形式。中国古代赋税的发展，就是从“人力”到“实物”最后到“货币”的发展。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传记体的通史著作，作者司马迁从三皇五帝写到了西汉的武帝，财政税收的记载散见于各处。从《史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赋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财政税收的特点。

赋税的起源与官员的俸禄制。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学者，一般把中国赋税的起源定位于西周，也就是《诗·小雅·北山》中的那句“蒲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史记》上的说法，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古代的财政税收：“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司马迁称，商纣王之所以能够“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是因为他“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可惜的是，对西周历史的记载，《史记》并没有涉及到赋税的内容。只是到了秦始皇本纪的时候，司马迁才借李斯之口谈及了西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如何安置亲属和功臣曾与群臣们商议过。结论是不再采用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而确立新的郡县制度，也就是从封建到专制的过渡。李斯对秦始皇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成为中国官僚俸禄吃财政的制度雏形。从西周的井田和封建之制到秦汉封建专制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社会结构转型，与之相伴随，财政制度也由君臣分封转为官员俸禄。汉代之前，土地归王，诸侯各有自己的封地；国王享贡赋徭役之税，诸侯收田租；皇帝依照人口户头享受全国的赋税，贵族有自己的食邑得到供养。汉文帝曾经说过：“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虽一般不存在分封诸侯王的制度，但都实行过分封食邑的“封而不建”的制度。以汉代为例，田赋主要用于地方官吏和军备支出，中央政权支出基本与田赋无涉，皇室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口赋和山泽园池及关市的租税。《史记·货殖列传》称，“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举例来说，吕后的外孙鲁元王偃，年少失父母，孤弱。吕后把他托付给“食邑五百户”的关内侯，让孤儿有所养。到汉代的时候，类似于“高祖时诸侯皆赋”，“诸侯独得食租税”，“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的文字多见于《史记》之中。

汉孝惠、高后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对于边关新郡，则有新的政策。汉征发三年，诛羌，灭南越。自番禺以西至蜀南，设置十七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外各郡，吏卒的奉食及车马被具，各以土地的比例配给。这些新郡曾发生过小的叛乱，汉发南方吏卒前往镇压，万余人的费用都依赖于均输调盐铁的助赋。到汉代的时候，官员的品级和俸禄制度已然成型。汉承秦制，以“石”定禄秩。从词源上分析，“石”乃租税的计量单位。《史记·外戚世家》且有“《汉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