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票证包括征税的税票和日常使用的发票,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凭证,随着电子发票普及,纸质税收票证可能消失于历史长河。我于1980年参加财税工作,1999年开始研究、2008年开始收藏考证税收老票证,已整理出民国时期、新中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部分税收票证,通过挖掘票证历史,窥探税收长河积淀,分享税收票证的魅力,传承弘扬税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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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票证
一、民国时期的税收票证
民国时期的中国,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激烈碰撞时代,是税收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期。既承袭了晚清税收制度,学习外国先进税制,逐渐从以农业税为主体的传统税制向以货物税、所得税等工商税为主体的税制转型,税收文化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
民国税收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主要税收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地方军阀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二是民国时期(1927-1949),国民政府传承原有税种,适应社会变化开征了多种新税,是历史上税种最多、预征税款时间最长的奇葩时代,所以民间有:“民国万税,天下太贫”之说。
民国三年(1914年)3月广东省新会县米串执照。“米串执照”是征收色米税凭证,属于粮食交易税,是民国初年主要税种之一。当年11月前分粗粮、细粮从量征收,11月以后不分粗粮细粮,合并从价征收,均由买主缴纳。
民国三年(1914年11月)广东省开平县政府征收地丁税执照。是政府发的文字凭证,意为凭此执照方可合法耕种田亩。执照票面信息意义相反,“带完三成捐输银”中的“捐”即“自愿”,“带完”意思为“附征强征”。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税收收入,美其名为“捐”,实则强取豪夺。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1月四川财政厅官契。征收的是田房买卖契税。官契称“红契”,是典卖田房时向官府纳税注册的契据和信符。买卖当事人订立的契约为“白契”,红契与白契结合才能作为合法产权证据。此官契除包含众多纳税信息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官契纸张工本费为一两银子,价格可不低;二是官契镶花四角印有“世世永宝”四字,可见国民政府祈求财源滚滚之心切。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广东省财政厅临时地税收据。从民国三年开始,政府按税目划分,国税由财政部国税机构征收管辖,地税由省长管辖省财政厅监督,分由各县县长掌管征收。这是不是有点像1994年—2018年国地税分设时的体制?地方税主要由牲畜税和名目众多的捐税构成,与“官契纸张工本费为一两银子”相比,收据不再加收工本费,总算减轻了老百姓点滴负担。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广东省台山田赋管理处田赋征收通知单。票类似于现在的“核定税款通知书”,明确告知征税对象、征纳金额、纳税方法、逾期处罚标准。当时交税已经实现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此票虽小,但内涵涉税信息量很大,很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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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解放初期的税收票证
新中国成立,国家面临着社会政体规划布局、经济百业待兴、民众生活穷困潦倒等问题。在新旧体制转换、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时期,税收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至1957年新中国解放初期的税收票证,印证当时总结解放区税制经验、清理旧税制,逐步建立人民共和国新税制的显著特点,体现了保护贸易、节制资本、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合理负担等税收原则。
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货物完税证。税票编号为总兼字第0749392号。虽因票面破旧模糊不清,但“总兼”两字证明了时间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按照1950年1月实施的《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程序》,财政部的税务总局领导全国税务工作,直接负责河北、平原、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京、天津税收征管,两年后移交华北局。
1951年3月湖南省慈利县雄黄矿支出证明单。这张没有公章的临时便条能够作为发票使用,票面信息专门说明原因为“乡人非店”,就是说征税对象不是正规商店,用便条替代发票使用。票面加盖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武装日本”16个字的红色印章。这笔税是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附征税款,附征率12%一16%。说明战争需要强大财力保障。
1952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税务管理局临时商业税缴款书。当时中央财政部设税务总局,6大行政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均设财政部,下设税务管理局,省(直辖市)、专区及省辖市、县设税务局,镇设税务所。税务机关印章很有特色,菱形里面税务机构分三级排列,下边是县级,上边是区级,税务所排在中间,颇耐人品味。
1953年8月从上海运往襄樊的卷烟货物税完税证。票面上清晰反映四项信息:一是票面设计基本沿用民国时期票样,继续称税票为“照”。二是税票印制权,由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统辖,分区编号。三是卷烟流通税税率高达60%。四是票面正反两面共盖上海市、武汉市等7枚公章,说明当时卷烟流通税收管理非常严格。
1955年广西灵山县秋季征收农业税票证。农业税是解放后国家财源,中央提出“增产不增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夏秋两季分别征收,直接征收粮食作物,由县人民委员会和县长签印。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我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告别历史。
1955年江西省税务局把“地产税交款书”加盖红章后代替“税票”使用。解放初期改写过时票证,盖章作为新用途比较普遍,目的是节约纸张。如五元印花税票加盖成50元面值,把一分邮票加盖成一元面值。
三、“文革”时期的税收票证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财税工作变动最为频繁,税务机构经历了撤销、归并和隶属变更。税收票证“文革”印记突出,主要是采用直接套印、加盖、人工刻制“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到税收票证上,体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
1967年——1970年票证左上角嵌印“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税收票证上设计“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是当时的“标配”,语录与票面字体颜色一致,暂未发现语录印在票面右侧的票证。
1969年手工制版油印的“最高指示”的票证。60年代对票证管理不是特别严格,有的单位没到正规印刷厂印制发票,而是手工制版油印成票。虽是“自制票证”,绝不能忘记配“最高指示”。印上“最高指示”发票使用才更顺利。
1970年—1974年通栏式嵌印“最高指示”票。票证上方醒目地印有“最高指示”,语录字体颜色多用红色套印,或与票面字体颜色一致。
1972年将“毛泽东”手书落款的语录或指示印在票证最上方正中央。配有与语录内容相关的简洁图案,提升了票面美感和宣传效果。如《信汇委托书》上方印有象征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图案,《邮划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凭证》印有象征农业丰收的麦穗图案。
1970年和1971年将语录刻成印章加盖到税收票证上。因为票据印刷时间较早或印刷时疏忽,票面没有反映“毛主席语录”,于是把“语录”设计成图案雕刻成印章加盖。《武汉市汉江区三轮车运输合作社完工证》是60年代印刷的,1971年使用时发现缺少毛主席语录,便设计雕刻“为人民服务”图章加盖。《思南县革委会“三查”催收物资单》票面己印有“要斗私批修。要节约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为了突出政治,又设计雕刻了毛主席头像和林彪“四个伟大”二合一的图章加盖。
1971年和1974年两种语录称谓变化的票证。两张《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税务局屠宰税完税证》是同一次印制的,但使用时政治氛围不同,“最高指示”变成了“毛主席语录”。1971年林彪问题没有出现前称“最高指示”,1974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最高指示”被禁用,用票单位用“毛主席语录”字条覆盖黑色“最高指示”,变通后继续作为屠宰税完税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