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春秋时期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周王朝境内的诸侯国不断兼并减少。到了战国中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强国。与之相比，地处崤山以西的秦国，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因此遭到东方六国诸侯的排斥，不准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并经常遭到魏国的侵袭。目睹此情，继位不久的秦孝公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决心重振穆公时代的辉煌，让秦国重新强大起来。

 公元前 361年（周显王八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求贤令，承诺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强盛，将赐予高官，分封土地。有一个中年人，因为得不到魏王的信任，在魏国难以施展才华，听闻求贤令后，西行来到秦国，请托秦孝公宠臣景监，四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之策，最终以霸道得到秦孝公的期许。此人便是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叫公孙鞅。他年少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成年后来到魏国，做了国相公叔痤的家臣，任中庶子，是一个侍从官，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邑，故称商鞅。

 公元前 359年，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启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主题的体制大变革，后世称为商鞅变法。它使秦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各行各业从此“皆有法式”。譬如，史载公元前348年的初为赋，实际上是商鞅根据秦国新的土地制度进行的一次重大赋税改革，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重新确立秦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田赋、军赋、口赋及其他赋税，目的是利用赋法促进农业生产、规范商业贸易、加强军事国防和社会治理等，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从而实现以农富国、以战强兵。事实上，这次赋税改革与商鞅变法同步开展，并贯穿了商鞅前后两次长达 20余年的改革历程，在助力秦国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农抑商的赋法改革改革的号角最先在农业领域里吹响。公元前 359年，一道《垦草令》在秦国境内颁布，主要内容是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由此拉开了全面变法的序幕。法令颁布前夕，商鞅与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变法之争，驳斥了既得利益集团“法古”“循礼”的僵化思想，为实行变法做舆论准备。当然，制造舆论与推动改革，中间还差了法令必行这步棋要走。为树立有令必行的威信，商鞅下令在都城集市上的南门口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当众宣布，有将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围观的人群不相信这么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昂的奖赏，无人肯放手一搏，商鞅又宣布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当即赏给他五十金。此事犹如长出了翅膀，立即传遍全国，于是秦国百姓都知道了左庶长商鞅令出必行。事后，新法令就颁布了。

 在《垦草令》中，商鞅提出了 20条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而多数举措都是靠颁布赋法来贯彻落实的。譬如，国家实施统一的按照粮食亩产量征税的田赋制度，消除了井田制下劳役地租无限扩张的弊病，公平纳税负担，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又如，对依附士大夫贵族的食客，按人口征收赋税，从重征发徭役，迫使游手好闲之徒归农。再如，加重市集上商品的税收，使商人视经商为畏途，转而务农。

 在商鞅实施第一次变法期间，还颁布了奖励耕织和抑制商业的税收政策。规定凡是努力耕织，多生产粮食布帛的百姓，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凡是弃农经商，因为懒惰而导致贫苦的百姓，则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在抑商归农方面，除国家控制粮食买卖和实行矿山国有化来阻挡商人的生财之道外，主要是同时加重关市赋税，加重酒肉之征，对游惰之人也课以重税。这些政策，使工商末业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不得不履行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义务，且加重了他们的赋税征收额度，保证和扩大了军需民食的财政来源，当然，也迫使他们改弦更张，以务农为本。

 公元前 350年，商鞅实施第二次变法，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在农业领域，商鞅开启了废井田、开阡陌、平赋税为主题的土地和赋税改革。商鞅下令，在国内废除井田制度，重新设定田地间的渠道疆界，将周制100步一亩的田地，改为 240步一亩，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并统一按照亩产粮食量征收租税。废井田、开阡陌后，农民耕种的实际田地面积增大，按亩纳租后的剩余收获物增加，农民觉得这样很公平，生产积极性变得空前高涨。商鞅还通过法律，鼓励秦人开荒垦田，谁开垦归谁所有，十年不缴纳赋税。同时，大量招徕地少人多的三晋百姓入秦垦荒，免除三代人的徭役，只要向国家缴纳刍藁等实物税即可任其耕种。

 以上赋役改革，既鼓励了农业生产，也扩大了赋税征收来源，虽然新法开始推行时，民怨沸腾，但是三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秦国的蛮风恶俗为之一变，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殷实，国家开始富强，人民大都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公元前 355年，魏惠王与秦孝公在杜平会盟，结束了中原诸侯长期不与秦国会盟的局面。公元前 343年，富强的秦国受到周朝中央政权的重视，周显王亲自派使臣赐给秦孝公祭肉，承认其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诸侯各国纷纷派使者前来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