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战尚武的赋法改革将历史的镜头拉近至1975年，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中，考古专家发掘出来几封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地家书——《黑夫木牍》。这是秦楚战争后期，秦兵黑夫与惊两兄弟分别写给大哥衷的信笺。黑夫在信中询问大哥，自己兄弟俩在战争中夺取的军功爵位颁下来了没有，并且叮嘱家兄寄些钱和衣服过去。惊更是在信中急切地求助，军营里借的高利贷花光了，再不寄钱真要出人命了，并且连写三个急字求救！阅读这两封穿越漫长历史时空的战地家书，让人心灵震撼的同时，无不给人以莫名的诧异。为何秦朝的军人连着装都要自己缝制？军旅生活亦要倚靠家里寄钱开支？军中借钱不还会死人？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自己掏钱从军打仗冒死卖命？

 原来，真相和动力全在于秦国实施的军功封爵制度。公元前 359年，商鞅实施首次变法，废除世卿世禄的社会制度，确立了以军功赐爵授田为标准的等级制度——军功爵制。百姓有什么样的军功，就会对应享受从一级爵位的公士到十七级爵位的大良造的社会地位，并对应分配1.5顷到 86顷的田地和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对平民百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具有强大驱动力的政策。一方面，它按军功确定人的社会地位，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在秦国形成了崇兵尚武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实行按军功定等级、按等级授田的土地分配制度，鼓励平民只要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就可以获得赖以生存的田地、房产等。

 商鞅推行军功爵制后，由于军功成为赐爵任官和分配土地的基本依据，奋勇杀敌成了普通百姓获取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的途径。在战斗中，倘若斩获一名低级指挥官的首级，就可以获赐爵一级，增加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另外官府还给予一名供其差遣使唤的“庶子”，还可以担任军队或朝廷的官员。爵位每增加一级，就可以得一个庶子，无战事的时候，庶子每月为他服徭役六天；有战事的时候，随主人到军队服军役。据《商君书·境内》记载，商鞅对于不同爵位所享受的

 政治、经济地位乃至赋税方面的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除了可以增田宅、当官吏、抵刑罪、赎奴隶、树封墓外，还可以享受役庶子、免徭役、受食邑等赋税优惠政策。如此国策，以至于临战前家属都要嘱咐战士，不获胜就不要回家。对于战争中没有战功或逃跑者，军功爵制也有严厉处分的规定。所以，秦国三军将士服从军令者如流水，即使战死也不后退。

 为了迅速增强战斗力，在出台军功爵制的基础上，商鞅还配套颁布了一条法令——《分异令》，通过实施新的赋法来强军。《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其内容就是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加倍征收赋税。这不仅成为户口登记制度的发源，同时通过税收处罚律令来迫使平民分家立户，开启了两条强兵道路。一方面，它通过增加户数实现了兵员基数的增长和赋税征收来源的扩大，促进了小农经济发展，为军事活动奠定坚实的财力和军力基础。另一方面，一纸户令犹如一块多米诺骨牌，它的切口虽小，却在社会组织形态末梢，彻底瓦解了原来的宗族组织，继而建立起全民皆兵的什伍制，并以什伍制为基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使走过漫长历史时期的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分封制在新秦大地转瞬崩塌。一言以蔽之，商鞅从社会形态变革入手，建立了新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军事与政治体制，抓手却是一条看似微不足道的“倍其赋”的税收政策。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城乡社会秩序安定。显然，秦国通过实施重农尚战的综合政策和刑赏分明的法治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不仅社会秩序安定，国家也变得富强，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由西陲弱国一跃而成虎狼之秦，此时的商鞅正迫切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变法成效。公元前 352年，被秦孝公封为大良造，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商鞅，率兵长驱直入魏国，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阻止秦军进攻。但是在第二年，商鞅还是率兵围攻了固阳。国力和兵力的增长，使得秦国不再止战于魏国，越发变得志在天下。

 公元前 348年，秦兵压境，韩昭侯不得不亲自前往秦国，与秦孝公签订停战盟约。公元前 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答谢周王在上年度首肯秦孝公在诸侯中的老大地位，其场面无不彰显国力的强大。公元前 340年，商鞅趁魏国在马陵之战中元气大伤之际，举兵伐魏，俘虏魏国公子卬，大败魏军。魏国被迫交还河西部分土地求和，东迁国都到今河南开封，商鞅因战功获封商地等十五个邑，号称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