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赋税改革的得失公元前 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商君出任秦相十余年，由于部分改革举措特别是军功爵制损害了贵族子弟的权益，很多皇亲国戚都怨恨他。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死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尸身被带回咸阳五马分尸示众，全家被杀。然而，商鞅变法的绝大多数政策并没有被废止，秦惠文王及其子孙都继续奉行商鞅变法的新政，甚至“百代都行秦政法”。

 赋税改革作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抓手，其变革的赋制被他首次以律令的形式，作为国家大政方针颁行全国，使奖励耕战的改革举措部署到哪里，赋法支持政策就跟进到哪里。从结果来看，赋法在农业、军事、经济甚至政治领域，均发挥了高效有力的导向作用和积极影响，对稳定农民和农业生产，加强军队建设和军事力量，构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维护国家的安定有序，促进秦国在列强之间迅速崛起，均发挥了很好的保障性作用。

 战国时期，粮食是天下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农业是最主要的致富之道，当时很多诸侯国的改革家、思想家都深谙其道。但与管仲的商业富国思想不同，商鞅是农业富国思想的开创者，是那个时代的唯生产力论的实践者。他通过变法尤其是变革赋法，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俨然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大型农场和一台造富机器，每一个专心务农的百姓都成了这台永动机上用之不竭的能源。当这个国家的全体农民都在专心务农，并将创造的剩余财富上缴国家时，国家又何愁不富强呢？

 商鞅还开启了中国重农抑商思想之先河。他颁布《垦草令》，利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徭役制度等法律条文，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来驱民归农，营造了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而且，重农抑商只是手段，《垦草令》其实揭示了商鞅内心一个隐秘的国家治理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调配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国家财富，同时安定国民，维护国家社会治理。

 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间，诸侯国之间不断发动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但终究都没有逃脱被秦国吞并的命运。秦并六国，表面上是秦与六国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实际上是秦与六国的社会制度斗争的胜利，是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斗争的胜利，是人心的斗争的胜利。商鞅推行的社会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善恶另当别论，但它顺应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使国家富强，人心一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正如汉代桑弘羊所说，“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