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某日，一份由徽州府歙县正堂签发的钱粮催缴文书“纸皂代差”递送到三十五都一图一甲粮户吕国相家，乡民议论纷纷，吕国相寝食难安。时光飞逝，这份 270多年前的清代赋役文书，静静地展陈在黄山市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这份“纸皂代差”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份欠税催缴通知书。皂，即皂隶，古代衙门中的差役。那为什么用“纸皂”来代替差役呢？

 清代州县差役承担着州县政府的田赋催征、漕粮征收等职能，是最为基层的税收执法者。而这些差役下乡进户，往往恣意扰害，敲诈盘剥，贪赃舞弊，权力寻租五花八门，“吃拿卡要”样样俱全。有鉴于此，自明代以来，为杜绝吏役滥用职权，降低征纳成本，树立官府良好形象，先后出现了“板隶”“木皂”和“纸皂”代差的做法。此外，据专家考证，清代司法诉讼中，一般情节较轻的案件，也常以“纸皂代差”传讯被告。

 古徽州有一句民谚：“画只老虎吓小孩。”“纸皂代差”这等纸老虎还真不是逗你玩的。清人陈祖法《古处斋诗集》中就有一首诗写道：纸老虎，狠似木皂隶，吏左手伸纸，官右手如彗，南山白额虎，家家门昼闭。这首古乐府，题作“纸老虎”，就是指当时的“纸皂代差”现象。

 话往回说，那吕国相家收到的“纸皂代差”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份“宝贝”长 34厘米，宽 22.6厘米，分左右两部分。左边下部画着一个凶神恶煞的差役，一手举着“专催欠户”之牌，一手提着一长串绑人的绳索或镣铐，差役上方书有“不用酒饭，专催玩户，如再抗延，签拿究比”字样。右边上边长框中横写着“纸皂代差”四字，下边框中竖写着密密麻麻的催缴通知：

 署歙县正堂加三级陈，为严催速交新旧钱粮，以免差扰事。照得乾隆十四年分钱粮南米已届全完之候，立等支解。其十三年钱粮南米，又奉督宪奏明，勒限一月全完，均难刻缓。今仍抗欠如故，本应按户拘追。第发一差，即多一扰累，本县洞悉民隐，再四踌躇，姑发纸皂传催。为此，仰该户纸皂一到，务将本名下未完乾隆十三、十四两年银米分为五限，每限完二分，依期照数全完，将比串同纸皂缴销。倘仍抗延，即立拿正身究追外，仍查该户名下乾隆元年至十二年止未完银米，一并严押通完，以儆积玩。如将十四、十三两年银米依限全完，尚为急公良为，积欠谅亦踊跃完纳，本县又何忍再为差追？尔花户宜体本县省差便民，抚字催科之苦衷，勿再延迟观望，慎速！须票。

 计开：

 卅五都一图一甲粮户吕国相欠乾隆十四年银一两五分五厘

 南米

 欠乾隆十三年银

 南米

 乾隆十四年九月 日给

 仔细分析上述内容，大体两层意思。其一，劝谕。乾隆十三至十四年税收，上面催得紧，你得赶快缴了，我对你是“省差便民”，你也得体谅我这个县老爷的苦衷。其二，警告。接到通知后，你再拖延不缴税，我就派差役来拘捕问罪，新账老账一起算。这第一层意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饱含着苦口婆心，体现了法中有情，放到现在，应该是柔性执法的范畴；这第二层意思则是陈述利害，言明后果，妥妥地告诫警示，彰显出法律的威严，若在当下，也算是有力度的刚性执法吧。

 由此看来，这“纸皂代差”刚柔相济，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差役扰民，而且对涉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警示。这种在当时被称为“催科善举”的创新执法制度设计，可以说是当政者治税理念的进步。这种制度，清代早中期在徽州一带普遍实行。

 那么，吕国相家收到“纸皂代差”后，是主动去缴税了呢，还是被“签拿究比”了？史料所限，暂不得知。不过“纸皂代差”的作用还是不小的，不仅是一项利民举措，更是一份法律文书，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话说清代徽州歙县农村一位里长，兼管着百余户人家的税收催缴工作。缴纳钱粮时节，其中有一户外出经商了，别的业户都完税了，而这一户的“纸皂代差”传到了里长手里，这一下可麻烦大了，这份文书送不到户，完不了税，里甲可是要负连带责任，一并重究的。无奈，这位倒霉的里长用自己的钱垫交了外出经商人家应缴的税。

 “纸皂代差”就真的这么灵验吗？也不尽然！

 第一，“纸皂代差”仅是税收征管模式的转变，它只是税收制度链条中的一环，没有从根本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清代前期力行轻徭薄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滋生人丁，不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实行“摊丁入亩”，进一步取消了徭役，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康乾盛世与其富有成效的税制改革密不可分。及至晚清，税赋却不断加重，苛捐杂税名目百出，以致“无人不捐，无物不捐”，甚至出现“粪税”的荒诞税种，落得“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绝妙讽刺。苛政猛于虎，当赋税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时，再高级的管理模式也只是纸老虎。

 第二，“纸皂代差”的初衷是“严禁滥差扰民”，确实是便民、利民之举。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衙门差役大多都不是“省油的灯草”，削尖脑袋寻找捞油水的机会。他们常常勾连胥吏，弄虚作假，生出下乡入户的种种理由；又或蛊惑、怂恿里甲，扰乱税收秩序，暗藏浑水摸鱼的险恶用心。清代褚人获深有感慨地说道：“今纸皂虽设，而隶卒之需索如故，名存实亡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清代著名理财家、徽州歙县人王茂荫，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于《歙邑利弊各事宜》中指出：

 粮差包甲、使费之弊宜除也。邑西北乡、水南乡春秋两季，粮差进图，或合一甲之欠户，共凑钱若干给之，保其无事，谓之包甲。或各欠户按欠粮数酌半给之，保其无事，谓之使费。小民出钱不少，而国家之课常虚，亏课病民，实为大弊，应痛除之。

 看看这些差役，何等猖獗。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由此看来，“纸皂代差”是清代封建官僚行政执法的“法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一定作用。但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也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