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官方会对朝山香客征收一个名叫“香税”的特殊税种。各地的香税中，以泰山香税最为闻名。泰山香税雏形始于泰山东岳庙布施的混施钱，当时香客到泰山朝拜进香时，布施捐赠的钱币和物品就叫作混施钱，这一习俗在北宋时期已经产生。

 明朝时，泰山的名气吸引了更多来自各地的香客。到明朝中叶，出现了一个新税种，就是向香客征香税并发香税票，老百姓凭借香税票进山上香。明清时期，官府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香税征收管理体制，在岱庙遥参亭、红门宫和岱顶碧霞祠等地分别设香税征收点。官府设总巡官一名、分理官六名负责香税征收管理，其中遥参亭安排两名分理官，一名收本省香客香税，一名收外省香客香税，完税后发票给香客；玄武门安排一名分理官，收山后香税，完税后给票；红门、南天门各安排一名分理官，验票放行；岱顶碧霞祠安排一名分理官，查放香客出入。

 据考证，香税起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下旨裁革泰山香税，期间连续征收了200多年，这段时间恰恰是泰山香社活动的繁盛时期，民众到泰山进香的热情并没有因香税的征收而稍减。入山香税额初定为本省香客每名纳银五分四厘，外省香客每名纳银九分四厘，后因出现外省香客冒充本省人的事件，于是改为一律征香税银八分。

 清末，泰山香税又重新开始征收，这和当时朝廷的财政危机有关。泰安市档案馆馆藏一枚清同治三年（1864年）泰山进山门上香税票，记录了复征泰山香税的历史。这张香税票，票面上印有“凭票银二钱方可上山”字样，落款“同治三年泰安府官印票”，还盖有泰安府印。这是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泰山香税票据，从票据的刊字和印文可以看出，此次香税复征并非朝廷的统一决定，税收也不由户部管理，而是由泰安府自行征收管理。

 在泰山脚下的岱庙汉柏亭中有一石碑，名为《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从文字内容看，该碑的背景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刑部起草发出了一份公务文书，内容是济南府泰安州遵旨每年将泰山香税银400两供给东岳神庙、岱顶碧霞祠使用，该公文由户部抄出，由泰安州官员执行检查，完成结果上报户部。碑文的主体内容就是山东巡抚钱钰为泰安州奉上谕提留香税之事，给户部山东清吏司的查验报告。

 税收文物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该碑最突出的价值是它的证据性与情报性。证据性价值在于，这项政令在实施过程中，上至皇廷、下到州府均参与其中，是泰山香税提留的历史凭证。情报性价值在于其行文格式，这份公务文书体现了清朝严密的文书传递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书传递有明确的层级和流程，保证了信息的有序流动和权力的层级制衡。总的来说，清代公文制度更加注重效率、保密和程序的严谨性，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官僚制度的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

 在岱庙南侧的遥参亭，还有一通立于康熙年间的开山碑，上面刻有“奉直大夫知泰安州事章老爷奉行德政，山东布政司刘大老爷、分守济东道朱老爷，大发仁慈，广开善路，开山自初八日至十八日”的字样。碑中提到的“开山”，就是向登山香客免征香税的意思。清初，官府提高了香税税额，导致不少香客因缴不起香税无法入山。当时，泰安的经济高度依赖于为香客提供衣食住行的服务业，香客锐减对泰安地方经济影响不小。为提振地方经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山东地方官吏采用类似当今节假日免票的方法，用以招徕香客。当时的泰山香税是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地方官府只能暂时宽免，而无权加以彻底裁革。

 自康熙四十年起，每年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实行开山，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但是开山期间泰山香客爆满，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时泰山周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