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与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与记录者。越过漫长岁月的大江大河，每一件文物都因此而倍显珍贵。
南京市税收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的珍贵文物。这份税单是一张约二十厘米见方的白色宣纸，正中印刷蓝色的制式文字内容，右下侧有六行手书货物明细内容，税单上盖了二十余个形制各异的税收印戳。静下心做抽丝剥茧般的认真剖析，便可从税单上的这些文字与印章中，还原出它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所经历的那一趟大运河之旅。
子口半税：晚清关税的特例
古代税制之名，常因时而异，关税演变尤为如此。清初禁绝对外贸易，故其所称“关税”者，实乃历代关市之征的商税，即于水陆交通要道处设有常关，对过往货物征收的通过税、船税等，统称为关税。其时有户部所设之关，为“户关”，收入归户部；也有工部所设专税竹木建材之关，为“工关”，收入归工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新开五个对外贸易通商口岸，为区别于原先内地所设常关，这些新设的海关被称为“新关”。新关所征之税为新关税，采用值百抽五（即5%）的协定税率。晚清关税共分七种：进口税、出口税、边境输出入税、子口半税、复进口税、船钞以及鸦片厘金。这张《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所缴之税，正是其中的子口半税。
何谓子口半税？依《南京条约》第十条之规定，外商货物进入中国除缴纳新关税外，运销内地时还需要缴纳常关税。咸丰三年（1853 年），清廷默许地方对过往货物开征厘金，以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厘金本与常关税有重复征税之嫌疑，加之厘金局卡遍布各地、税率飞速上涨、征收混乱无序，不仅国内商贾叫苦不迭，洋商利益同样大受损害。故英国在咸丰八年（1858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时，要求“凡进口货已于进口处之海关缴纳正税后，如运销内地，复于所到省之税关，再缴半税（即2.5%），以代厘金等，即子口半税”。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因此把这种代替内地关卡应征的各种捐税，叫作“子口税”。因税率是母口的一半，也叫“子口半税”。
在这张《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右侧蓝色制式印刷内容中，就有明确规定：“该商应将该货名目若干，往内地何处，报关查验，照纳内地税，须该关发给内地税单，该商应向沿途各子口呈单照验，盖戳放行，无论远近，俱不重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初七，这家名为“源记”的美商在申报缴纳了七两贰钱九分九厘白银子口半税后，获得了这张由江苏分巡常镇通海兵备道监督镇江关长签发的税单，在税单的右上角盖上了它此次大运河之旅的首枚“验讫”印戳，上面填写着海关放行的具体时辰“初九申时”。
于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十一月初九的下午三时许，正是江南冬日里一天中最为和煦温暖的时刻，这艘载满洋货的船舶从镇江渡口出发，横跨长江后进入大运河航道，向着税单上标注好的目的地“江南徐州”驶去。
八百里大运河：税卡知多少
依据地图测算，这艘船沿大运河北上，从镇江到徐州的水路距离约八百里。从税票上记载的日期来看，它的行程大致如下：
十一月初九下午三点多从镇江海关出发，先是横渡长江抵达对岸，此时应是夕阳残照、江风四起，曾经春风十里的扬州已显美人迟暮之态。只是当时的人们还未意识到，这条自隋唐以来便被历代王朝视为生命线的大运河，数年之后就要褪去历史舞台主角的光环了。
船在横渡长江后，进入大运河航道北上，接连通过扬州境内的挡军楼、二道沟、湾头漕等捐局税卡后，随即进入大运河中关卡最为密集的高邮湖水域，此处为大运河北上咽喉之地，又处江南商贸活跃之区，高峰时仅里下河一带就设有厘捐关卡百余处。这张税票上留有的清晰印戳，也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税卡林立的真实情况。船先后在邵伯昭关厘捐总局、车逻漕捐局、车逻专验洋货处等关卡进行了查验，最后经子婴闸局查验后驶 出高邮湖，继续北上，进入淮河流域。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接替宗泽出任东京开封留守，为抵御金人南下而决口黄河，从此黄河水奔腾南下夺淮入海，一发而不可收拾。水患经元、明两朝都不能根治，从此黄淮之间数百年来水形无常、沧桑更迭， 使得这一区域间地名频繁变迁。在这一区域，税单上有两个税卡清晰可辨，分别是天妃口和仲庄口。虽仅过百余年，前者早已更名为新庄闸，后者则不复存在，仅在清人编撰的《续纂淮关统志》中有“淮关分口如仲庄、周闸、草湾等处共十三口”的记载。值得留意的是，在仲庄口查验的印戳上，有清楚的手书查验日期——“十一月十八”，此时行程大致仅半，而日程却用了八成。可见在大运河从长江到淮河的这一区域内，厘局关卡居多，不仅“雁过拔毛”加重税负，更严重滞缓货物流通速度。晚清厘金制度对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伤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船沿大运河过淮安后折向西北，进入大运河的“中运河”段向宿迁方向而去，留在税单上的“宿迁捐厘验讫”的印戳极为醒目。过了宿迁，就进入到大运河中重要的水上枢纽骆马湖水域，余程便是风急帆快，出骆马湖过窑湾厘局（今天的窑湾已成为古运河边的知名古镇），在此查验并盖上“窑湾厘局验讫”印戳后，进入徐州境内。十一月二十一日，经过十二天的航行，通过二十余道关卡查验后，船只终于抵达“五省通衢”的徐州。税卡人员对船上所载货物与税单所列清单进行最终查验，用红墨在税单上逐一勾画，并在税单上盖上最后一枚有“注销”字样的印戳，这张晚清税单的大运河之旅至此结束。
从税单所载内容来看，它本该按要求于十二月初七前缴销以防冒用，然而出于某些未知原因被保存下来，用略有残缺的文字、满身醒目的红戳，向后人娓娓讲述它在这十二天中的八百里运河之旅。
买办兴起：货物清单中隐藏的历史细节
在这张《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上，详细记录了美商“源记”商号所载运货物明细，共计十三种。其中高档食材九种：洋桂圆、洋兰花米、洋冰糖、洋海带、洋葡萄干、洋姜黄、洋黑海参、洋红茶、洋蜂蜜；调味品两种：洋八角和黑胡椒；此外还有檀香和洋上纸各一件。均为供给达官贵人的高档消费品。除檀香和黑胡椒这两种国内没有的货物外，其余十一种均冠以“洋”字，意在向海关表明这批货物应享受子口半税待遇，即，只需缴纳征收率为2.5%的子口半税，这批货物即可以在国内畅行无阻。而遭遇“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的中国商人，在国内运输销售同类商品，税负则为洋商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种内外税率悬殊的子口半税实施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子口税单买卖的乱象，二是厘金退税的困扰。
据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中美、中法等通商条约规定，进口货物向海关缴纳2.5%的子口税后，即可凭子口税单将货物运往各地。外商将内地货物运出口时，先向海关领取买货报税单，在购货地的子口税局报备货物领得运照，将货物运抵出海口后，再向海关补缴2.5%的子口税即可出口。于是外商持有的这种税单，实际上成为了他们通过内地常关、厘卡的免税证明。中外商人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合作商机”，洋商利用其特殊身份领取子口税单后，再将其转卖给中国商人。这种税负上的不平等，导致外商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倾销商品、收购原料，对中国人民进行更残酷的经济掠夺。国内商人被迫放低身段与洋商合作，不自觉地走上买办之路。从这个视角来看，子口半税虽仅为关税弊政之一，但却严重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而由子口半税导致的厘金退税难题，则进一步加速了清廷解体。关税属于中央收入，厘金则属于地方收入，晚清时地方各自为政，对朝廷要求洋商在内地采购货物免征厘金的要求拒不执行。清政府迫于外商压力，于1869年《中英新定条约》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中承认外商将货物运至出海口沿途所纳的厘金与子口半税作比较，多退少补。这就等于拿中央收入（关税）补贴了地方财政（厘金），从而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冲突。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彻华夏，貌似强大的清政府仅在数月之内土崩瓦解，便也不足为奇了。
这张经历一百多年时光得以幸存的税单，在向后人讲述完它这一段大运河旅程后，又时刻警醒后世治税者：税制之利弊，存亡之大事，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