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路

 时间一闲，加之静水涤虑，莲荷养心，周敦颐做学问的心思便自然而然地再度升起。

 少年时，他就对父亲说过自己的志向，即在孔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汲取诸家学说精华，正人心，辟邪说。这样的想法不得不让人惊叹。16岁以后，周敦颐学问日益精进。后来，居母丧的周敦颐在润州（今江苏镇江）鹤林寺潜心苦读。这段时间，他经鹤林寺住持僧寿涯介绍，认识了时任润州知州的范仲淹以及大学者胡瑗。他们非常欣赏周敦颐广博的学识和精到的见解，而范氏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胡氏学术理论的正统也让他大为倾倒。

 当时，在袁州卢溪镇，青年学者周敦颐的学问已开始受到当地士人的关注，常有人前来请教，其学术体系也已初现端倪。出于“正人心，辟邪说”，他决定利用官舍，开设书院，正式开始讲学生涯。

 一切水到渠成。

 宋代，书院讲学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张泽槐《周敦颐探秘》这样写道：讲学，是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然而五代以来，兵燹连年，文教不修。……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认真总结前朝经验教训，推行以文治国，坚持修文偃武，大量起用文人，重视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宋初出现了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孙复“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栗”，不仅培养了像石介一样的学者，而且造就了一批执政要人。如长期居于相位的文彦博、范纯仁，均出自孙复门下。胡瑗在太湖一带“以道德仁义教诸生”，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宋元学案》称胡瑗讲学成效显著：“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

 作出书院讲学的决定，周敦颐会不会经历内心的挣扎和纠结？毕竟这个“不务正业”的做法也许会带来朝廷的不满，继而影响其仕途的发展。以今天的眼光看，周敦颐可能不存在这些顾虑。恩荫之官，注定他不会在仕途上走得太远；况且他本就不热衷于权力的角逐，倒沉醉于学术的涵养。因此，他应是心无波澜地走向了自我设置的人生道路。

 那么，周敦颐会通过讲学传授些什么儒学精要？讲学效果如何？我们也无从知晓——作为周敦颐讲学的肇始，这一切尚未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但“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袁之进士多来讲学于公斋”等一鳞半爪的记载，至少说明除周敦颐外，当时前来讲学者还有众多进士，我们也可据此揣测，前来求学者当遍布湘赣两省边地，在袁州还是很有影响的。

 讲学的过程，既是周敦颐学问厚积薄发的过程，也是他学问继续精进的过程。在卢溪，周敦颐结识了众多同好——既有工作关系的官府同僚，也有切磋学问的文人学者。晚来大家经常一起论诗论学，其中定不乏真知灼见，使他屡受启迪。

 卢溪镇的文化也在影响着他。晋代，葛洪曾在此隐居修炼；唐宋以来，佛教又在这里后来居上，附近的杨岐山颇有盛名，“宋以后禅宗，杨岐已成为独占之局”。对于这一方水土长久以来形成的释、道理论，儒家思想者周敦颐一直兼收并蓄，进而不断稳固着自己思想的内核。

 终于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周敦颐在税官任上，结合自己对儒学经典的理解，以及对天地万物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独特感悟，撰写了《论语序》一文——理学，这独属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雏形开始绽放。

 

 蹭蹬仕途

 周敦颐不想在仕途发展，朝廷却不曾忘了他。庆历四年（1044年），经吏部考察，周敦颐政绩获考优等，离开了税务岗位，调南安军司理参军。带着一颗顺其自然心，周敦颐上任了。一上任，他就和上司——转运使王逵干了一架。起因为一起案件，刻薄刚愎的王逵非要将罪犯判处死刑，而周敦颐则认为案犯罪不当死，据理力争，于是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王逵摆出长官的架势逼令周敦颐顺从，周敦颐忍无可忍，严正剖白心迹：“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索性将乌纱帽一甩：如此草菅人命，我不干了！

 还好王逵并非全然不明事理的人，最终依法免除了罪犯的死刑。周敦颐则不仅收获了民间“为民请命周参军”的名声，还获得了王逵的尊重——他上书朝廷，要求提拔重用周敦颐，这才有了庆历六年（1046年）冬周敦颐移郴州郴县县令的任命。

 在参军任上，30岁的周敦颐认识了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珦，并在其请求下收了两名学生。这是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事件，因为，这两名学生，就是程珦的两个儿子：程颐、程颢，周敦颐思想的继承者，“洛学”的开创者，理学的发扬光大者。

 三十而立。周敦颐的学问开始得到广泛认可。在郴县，上司郴州知州李初平成为周敦颐的入室弟子；其后，周敦颐皇祐二年（1050年）改桂阳令、至和元年（1054年）知南昌县、嘉祐元年（1056年）改任合州判官、嘉祐五年（1060年）奉调入京，其间不断有学子向周敦颐请教学问。

 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通判虔州。在虔州，他凭自己堂堂正正的为人为政之道，化解了知州赵抃对他多年来的成见，也赢得了赵抃的尊重。赵抃是史上有名的清官，曾任殿中侍御史，人称“铁面御史”。就像当年的王逵一样，刚正不阿的赵抃也上书朝廷，建议擢拔周敦颐。但因虔州的一场突发大火，暂时代行知州职务的周敦颐又失去了升迁机会，量移永州通判。

 虔州大火，按律将受追责，免官是意料中事。对此，48岁的周敦颐也有思想准备，想着去职后找个地方养老讲学。然而，由于周敦颐的突出政绩，也因为赵抃以及韩琦、曾公亮等大臣的器重、保护，周敦颐只得继续宦游。他治平四年（1067年）充代理邵州知州，熙宁三年（1070年）又转广东提刑，熙宁四年（1071年）因病就任庐山脚下的南康军知军，随后才得以辞官退隐于此。

 此时，周敦颐55岁。

 

 清廉本色

 听说周敦颐辞官退隐，远在四川任职的赵抃再次上书朝廷征召擢拔。然而，周敦颐已经再也没有时间为国家继续奔波了。甚至，连在庐山下开设书院讲学都已变成了奢望。熙宁六年（1073年）夏，朝廷的圣旨尚未送达，周敦颐已病逝，葬于江西九江，享年57岁。

 从20岁起，周敦颐三十余年间不断迁官，但始终未扔下学问。除却《太极图说》和《通书》，他还有两篇散文不可不知。

 一是在永州时所作的《拙赋》。鉴于有人指摘其人拙、政拙，不会取巧牟利，只知安分守己一心一意治政，周敦颐写下六十五字的短文《拙赋》，鲜明地大张自己的人生态度：“巧，窃所耻也……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这是坚守良心道德、坚守清廉本色的宣言。

 另一篇则是有名的《爱莲说》，于嘉祐八年（1063年）所作。“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感叹，世上能有几人高洁如莲、清正如莲，又能有几人像他一样知莲、惜莲、爱莲，始终保持着对莲的礼赞？他忘不了在卢溪镇市征局时，那一池盛开的莲；忘不了通判虔州时，摄邵州事时，先后种下的莲；忘不了来到南康军后，在衙门东侧不远，手植的那一池莲……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如是，周敦颐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