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这座建城史超过25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学术、艺术、科技、文学、宗教、交通、饮食等诸多方面为中华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华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盐业、盐政、盐务、盐商、盐场，是扬州发展史中一轴不可或缺的画卷，由此伴随而来的盐税收入和盐税文化，不仅对历朝历代的经济、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为源远流长的中华税收文化增添了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西汉刘濞“煮海制盐”

  在我国古代，盐、铁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命脉，历代封建王朝“尽管天下盐铁”。就食盐言，实行专卖，控制生产、运输和销售三大环节，为国家开辟财源，增加国库税收，以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在刘邦称帝之后，由于战功卓著被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并定都于广陵，这就是今天的扬州。《史记·吴王濞传》记载，“(濞)煮海水为盐”,这是扬州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生产海盐的史实。

  所谓煮海为盐，是指在海边滩涂上浇上海水，置于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后形成含盐量很高的卤汁，将卤汁收入陶器或铁盘中，用柴火煎熬成盐。刘濞之所以选择扬州作为煮海盐场，是因为在汉代，扬州处于长江入海之地，其东部地区具有广阔的沿海滩涂，而且气候四季分明，适宜海盐生产。随着扬州海盐产量越来越多，刘濞又兴修运河，开挖邗沟支道，《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濞以诸侯专煮海为利，凿河通道运盐，此运盐河之始也。”自此扬州海盐名扬天下。

  由于煮盐及冶铜、铸钱等产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刘濞减免了他统辖下的东南三郡农业赋税，同时原先由农民无偿提供的劳役，也改由政府支付报酬雇人完成。这在客观上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加、人口增长。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评价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司马迁也认为刘濞“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刘濞“煮海制盐”,是我国历史上罕有的用盐税收入取代田赋的真实案例。

唐代刘晏创立“就场专卖”

  唐初时的行政区域分为十“道”,其中淮南道管辖长江以北、淮水以南，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治所在扬州。安史之乱对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而未经战火的江淮地区经济继续发展，此时的扬州已逐步成为江南第一大都会，其经济地位超越了长安、洛阳，而国家也更加倚重扬州盐业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刘晏就是在这个时期登上了政治舞台。

  刘晏自幼就才华横溢，聪慧好学。我国古代著名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收录了刘晏的事迹——“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让刘晏成为千古传诵的学习榜样。安史之乱之后的唐代宗时期，刘晏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及淮南道、江南道等盐铁转运使以至宰相，主管国家经济财政十余年，将安史之乱后满目疮痍的社会经济重新导向正轨。

 在刘晏之前，唐代另一位著名的理财家第五琦已对盐税有所改革，主要做法是将唐初允许公私兼营盐业的政策改为朝廷全面官营，实行官府专卖，即“榷盐法”。“榷盐法”尽管大幅增加了盐税收入，但也存在很多弊端，主要是为了垄断食盐生产、运输、销售诸环节，朝廷不得不设置大批盐监、盐院，不仅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而且滋生腐败、成本大增。刘晏针对这一情况，将旧榷盐法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即在盐场就将统购的食盐按照官方定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运销，此即“就场专卖”。

  刘晏的“就场专卖”法，将官府从繁琐的盐务运销中解脱出来，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又通过引入商业机制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变原先的“官方专利”为“官商分利”,促进了盐业发展，增加了盐税收入。据史料记载，刘晏接办江淮盐务的十余年间，在币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盐税收入增长十余倍，年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朝廷军政支出的重要保障。刘晏创立的榷盐新法，也为以后的历朝历代广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