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顾炎武是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顾炎武有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提炼阐释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观”也体现在他的财税治国方略中，其财税主张散见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核心为“惠民分权、拓源简制”，即通过薄征赋敛惠及民生，基于央地分权激发地方治理活力，依托农商并重广开税源，并以精简税制提升征管效率。
民本导向：轻徭薄赋、公平负担
明末清初，土地兼并导致社会贫富悬殊，赋役负担不均，民众生活困苦，社会动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判江南地区的重税问题，直指明末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并巧喻横征暴敛：“今不务生财而专言计税，犹不务酿酒而先索酒钱也。”同时，他也引用前人言论，严厉批判赋税不均不公的问题：“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
儒家传统主张“薄赋敛”，顾炎武继承这一理念，提出赋税需以民众实际负担能力为限，并强调“善为国者，藏富于民”。一方面，他主张赋税征收需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理念，避免“不计民力”过度征敛，以致伤民过重、动摇国本。他指出百姓负担包括官府赋税和地主豪强私租，承担私租重税导致佃农“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因此提出国家粮税限额与设定私租上限联动的改革建议，“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既抑制土地兼并又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顾炎武认为“有田者不纳税，纳税者无田”是“天下之弊”，批评土地兼并的行为，并主张通过均赋来解决土地兼并，使“赋税之出于田者，平均其额”，减轻贫民赋税负担，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
央地分治：分权治赋、地方自主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加剧，顾炎武亲历明朝灭亡，对地方治理进行深刻反思与剖析，在《郡县论》开篇即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即分封制的缺陷在于地方权力过大，郡县制的弊端则是中央权力过度集中。顾炎武强调郡县制使“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批判明末中央过度集权、州县财富尽数收归中央，导致地方缺乏自主权、陷入财政困境。
基于此，顾炎武主张实行地方分权治理财税，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在郡县制的集权框架下吸收分封制的分权理念，“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将财政、民政等权力更多地赋予地方，使地方可灵活调整税收政策，激发其治理活力。
一是税目调整权。针对赋税定额问题，顾炎武强调，“岁有丰歉，地有肥硗，民有虚实，莫若令郡县自为之”，即提升州县官员的品阶，赋予其自主权，允许其根据本地丰歉、土地肥瘠和民户贫富差异等因素灵活调整赋役，避免“一刀切”的中央集权式管理。
二是征管自主权。针对频繁的监察干扰地方行政问题，顾炎武强调，“罢监司之任，设四察以代巡方”，即废除职能僵化的布政使、按察使等监司制度，改设“四察”等地方监督机制，由地方直接管理赋税征收，减少中央冗繁干预，破解中央过度集权的治理困境。
三是收支调剂权。针对财权事权尽归中央问题，顾炎武强调：“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但课其终效：户口增、田野辟、赋税均、盗贼息，则为上考。”即打破中央统收统支模式，允许州县拥有地方财税的支配权，用于本地水利、赈灾、教育等民生建设，中央仅考核粮食增产率、灾荒存活率等民生改善实效。
税源多元：农商并重、广辟税基
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获得缓慢发展。顾炎武认识到商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农商并重”思想，主张发展生产、夯实根基以求民安国稳，同时征课商税与开发盐税并行，使税收来源多元且稳定，最终实现通商裕民富国目标。
发展生产以足民安国。顾炎武在《田功论》中提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把发展农牧生产视为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基本途径。同时，他主张拓宽税基，在《日知录·财用》中提出“必有生材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直指税源培育先于赋税征敛，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仅在于务农积谷，还应该重视“东南之竹箭”“西北之马骡”，以及矿冶之利，强调通过发展手工业、畜牧业、采矿业和冶炼业等行业以补充财政收入。
征课商税以通商裕国。明末江南地区商业规模扩大，但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其发展。顾炎武认为商业是“财用所资”的命脉，“欲使农末俱利，莫若通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中提出，“两淮岁课百余万，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并以两淮地区商税丰厚为例，强调“通商课税”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通过扩大税基实现国用充足。
开征盐税以利民富国。明末时期，国家垄断盐、铁、矿山经营权和赋税收入。顾炎武在《日知录·盐策》中指出“盐政之弊，在于官夺民利”，导致“利归公上，不入私门”，提出盐税应“足国而不病民”，既通过盐税充实国库，又避免过度盘剥导致民生困顿。他还主张“盐政当弛禁”，提出“凡盐之入，官为榷之，而商贾转输”，即允许民间参与盐业流通，促进商业经济发展，利于税源的开发和保护。
顾炎武不光提出税源多元思想，还积极付诸实践，在垦荒、畜牧、商业等领域开展活动。《清史稿》记载：“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此外，他还在山西开过票号，首创的经营规则被遵循二百余年。
优化税制：精简税种、量能课税
明代中后期赋役种类繁杂，除田赋正税外，还有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徭役含“均徭”“杂泛”等数十项，什物、力役、银钱并行，地方官吏可随意折算、层层盘剥，且役法实行“里甲制”，民众轮换承担繁重徭役。顾炎武批判赋税苛政弊端丛生，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
顾炎武主张简化赋税结构、统一税基，提出“凡赋税之科，惟以田亩为率，不以丁身为本”。主张确立田赋为唯一主体税种，将田赋、徭役及各类附加税合并为单一土地税，取消人头税性质的丁银，裁撤“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及市肆门摊税、河泊税等工商税，以及废除“里甲制”，将力役折入田赋，按土地面积或产量征收，实现“役归于田”，均平赋役负担。
明末不论土地肥沃贫瘠、产量高低，一律按田亩数均平征税，贫瘠土地承担与肥沃土地相同税负，贫民负担沉重甚至破产流亡，而豪强地主负担较轻。顾炎武呼吁通过合理赋税制度设计减轻百姓负担、整顿赋税秩序，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出“今当丈地均赋，上田不过二斗，中田一升五斗，下田一斗”，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肥瘠程度分三等定赋收税，体现量能课税原则。
征管透明：直征直纳、度量统一
明末赋税征收方式包括“官收官解”“民收民解”，前者由官方管控，即官府直接派税吏征收赋税并押运至国库，后者由地方富户担任粮长、里长等负责田赋征收与解运仓库，官府监督。顾炎武批判这两种征税方式均存在制度性困境。
一方面，深刻揭露“官收官解”的致命弊端。基层官吏通过篡改税籍黄册及“加派”“火耗”等名目额外牟利，且赋税需经过乡、州县层层转运，导致行政成本激增和腐败现象滋生，形成“胥吏苛索，民不堪命”“州县征解，十吏九贪”的局面。顾炎武指出“吏黯于上，民瘖于下”，即官吏利用信息不对称掠夺民众，根源在于征管过程不透明。他在《钱粮论》等文章中提出解决措施：一是推行赋税公开。“赋籍悬于市门，民共见之”，主张废除或改革黄册制度，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赋役征管体系，由地方公示税籍、税率及总税额，接受民众监督。二是实行直征直纳。“民自输粟于仓，吏但登记”，即百姓直接将粮食交至官方仓库，官吏仅负责核对数量、登记造册，减少中间环节与腐败空间。三是打击不法税吏。“今当定法：一田止有一赋……凡加科、预征、杂派，尽行禁革，违者以赃论。”即立法强制每块土地只征收一次田赋，禁止重复征税和附加苛捐杂税，对擅自加征赋税或杂派的官吏，以贪赃枉法论处。
另一方面，辩证看待“民收民解”的合理之处。顾炎武将其与官收官解作了对比，“民收民解，则费省而弊绝；官收官解，则费繁而奸生。”认为民收民解可以减少行政成本、杜绝官吏腐败。尽管肯定民收民解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但顾炎武也意识到其弊端，斥责“粮长之为害，倍于胥吏”“今之赋税……有市魁、驵侩以揽之，官府取其什一，而揽者得其十九”，批判粮长通过虚报损耗、强征附加税等手段盘剥百姓、中饱私囊，主张严格限定其权责，剥离其司法、徭役等权力，回归“唯征粮、解粮”的初设职能，并提出“择乡之仁厚长者，岁更一人，民自服膺”，推选民间德高望重者担任粮长，真正使民众信服。
明朝中后期，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度量衡标准各异，出现“斛面”等利用度量衡差异剥削百姓的手段。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了“斛面”差异引起的地域性度量衡失控：由于明代官方没有统一监管，地方官吏可任意调整斛、斗容量，北方地区度量衡标准极度混乱，“乡异而邑不同”，甚至同一市场内“两斗并行”，出现“以五斗为一斗”实际容量相差数倍的荒诞现象，加剧了官吏腐败和民众负担。顾炎武援引《隋书》赵煚在冀州推行标准度量衡“铜斗铁尺”的成功案例，主张由中央铸造全国统一的斛斗秤尺等法定量器，地方依律校准，避免度量衡换算乱象。
顾炎武一生游历考察，深入了解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税问题，收集了大量关于土地、人口、财政、赋税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财税思想具有系统性批判精神和治理实践导向，对明清财税变革和后世制度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其财税思想“启中国近代财政学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