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央视开年大剧《太平年》做了一件大多数古装剧不敢做的事：认认真真地谈“税”。在娱乐化、流量化盛行的长剧市场中，这部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历史剧，以大胆的选材、独到的叙事视角，开辟出一条历史题材的突围之路。

 剧情从五代十国中的后晋时期讲起，将五代十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完整历史，置于吴越国主钱弘俶、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和后周世宗郭荣三人的成长线中。该剧虽以朝堂博弈与军事谋略为叙事重心，但乱世兴衰背后的经济规律同样占据不少篇幅。一笔笔看似枯燥的财政术语、与税相关的描写——夏税秋赋、先征后量、包税制、博易务牒照……成为推动剧情的关键齿轮，可见宏大政治与军事谋略，都无法脱离经济运行而独立存在。

 以单集为统计单位，《太平年》中出现“赋税”相关情节的共18集，所涉税制主要包括“两税法”、“先征后量”、“博易务牒照”以及“包税制”四个方面。

 例如，第11集中，赵匡胤向冯道辞行。这位四朝老臣没有教他兵法，而是教导他要学会体察天下百姓的不易，并给他算了一笔账：

 朝廷税赋分夏秋两税。夏赋，上田一亩税六升；下田一亩税四升；秋赋，上田一亩税五升，下田一亩税三升。下到州县，还有闲架钱、除陌钱等名目，林林总总，杂项不下十余类。京师之内，一砖一瓦皆为民脂民膏。

 这段台词有力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真相：名义上统一征收的“两税法”，本意是以资产征税、简化税目，但到了五代时期，在地方实际执行中早已变形，衍生出多种苛捐和杂项，却披上层层加码的合法外衣。这场戏没有刀光剑影，却让观众从数字中看到乱世百姓生活的艰难。

 又如，第13集和第14集中，钱弘俶因海风偏航至台州宁海县，意外揭开了地方官府与勋贵豪门士族相互勾结、剥削百姓的真相。官府以“先征后量”取代“先量后征”——提前制定高额征粮额，强制农户限期交粮；交不出的，用田契或纳粮执契为抵押向营田司借贷。等真正秋收时，官府再象征性地测量，以此掩盖违法征粮。到期无法偿还借贷的百姓，良田被没收，被迫下海捕鱼，或继续借贷，沦为佃户或流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吴越国王已颁布减免两岁粮赋的政令，但官府与勋贵依旧沆瀣一气，无视朝廷政策继续层层盘剥。仅一年，秋赋借贷稻米就高达五十四万斛。

 “先征后量”是乱世税收治理失序的缩影，也是全剧税收文化叙事的华彩段落。编剧把一个复杂的财政舞弊过程，拆解成清晰的戏剧链条：政令下达→基层变通→农户借贷→土地兼并→百姓破产。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获利，每一个环节都沾有百姓的血。通过钱弘俶的视角一层层揭开谜底，既有侦探剧的解谜节奏，又有社会剧的沉痛质感。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古装剧中对“苛政”具体而生动的呈现。

 面对宁海县残局，钱弘俶用台州博易务的一百张牒照作为筹码，换取豪门士族手中百姓的贷契。博易务牒照类似今天的营业执照和跨境贸易经营许可证，持照者可获得减税和出海通商的特权。在第31集，他还引入“包税制”：让豪族承包十年秋税，先向官府预缴定额，再自行向百姓征收。

 历史剧是以历史为材料的叙事艺术，剧中将这两项政策描绘成吴越国走向富庶的转折点：台州藩库结余八万缗钱，人口增加一万三千余口。钱弘俶的形象因此显得既仁厚又精明。但这里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真实的吴越国，税负极其沉重，包税制并非一片向好的善政。《太平年》的主线是“纳土归宋、天下太平”，创作者选择了“贤君+良制”的正面叙事，这是类型剧的常规操作。作为观众，我们应当保持一分清醒：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非历史本身。

 除了以艺术化的手段对税制进行呈现，剧中还虚构了一个民间组织“黄龙社”，垄断东南沿海贸易，向商户征收“旗金”——一面单龙旗换取一年免税权，双龙旗则代表更高特权。第23集中，吴越国库空虚时，孙太真以五万斛粮米换一面双龙旗来填补亏空。

 这段情节在历史考据上站不住脚，但从剧作功能上看，它巧妙地完成了三件事：第一，展现税收权力的民间渗透——不只是官府收税，江湖势力也在“征税”；第二，用“龙旗”作为权力符号，增强戏剧隐喻；第三，折射乱世中朝廷治理能力的溃散，甚至需要借助江湖势力缓解财政危机。

 在税文化这一呈现维度上，《太平年》比过往的大多数历史剧走得更远。两税法、先量后征、包税制……这些以往出现在学术专著里的词语，如今被设计成剧情冲突，成了人物脱口而出的台词。它将税制从幕后推向前台，使之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揭示时代的关键。

 剧中有成功的段落（如宁海县税收腐败链的层层展开），也有争议的处理（如对包税制的理想化描写），但它无疑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王朝的兴衰，底层逻辑往往是财政，而财政的运作，映照的正是权力的本质与人心的趋向。

 《太平年》所获得的市场反响足以证明：税收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历史剧的叙事支点，乃至拓展到其他题材中去。并以一种更沉实、更深刻、更关乎众生肌理的叙事眼光，成为我们审视历史与现实的一把“钥匙”。